2013年2月2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陵园安葬着聂荣臻元帅和为我国航天科技事业献身的711名革命英烈。本文记述了聂荣臻元帅以及其他科学家为我国“两弹一星”呕心沥血的往事，以下为原文：
20 世纪60年代，我开始在新华社担任负责报道科技方面新闻的记者，在采访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时候，时常听他们讲述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如何取得“两弹一星” （导弹、原子弹和卫星）的重大成就。1984年国庆节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陪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去登门看望聂帅。那天同去的还有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宋健等。在中南海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聂帅谈笑风生，华罗庚坐在聂帅的旁边，笑眯眯地回答着聂帅的提问，聂帅关切地询问华罗庚的身体，说：“70多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深深感动着我。在这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再一次深入采访聂帅——这位科学家的挚友，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2010年12月2日，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聂帅的女儿聂力大姐，交谈中，我说了曾经想采访聂帅而未能如愿的遗憾。聂大姐对我谈了聂帅的一些往事，之后还给我提供相关聂帅的资料，使我完成了这一夙愿。
“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
中国的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朝鲜战争最惨烈的时候，遭到重创的美国人不断放出风声：要以核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疯狂的核威胁和核讹诈面前，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大多数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那样，聂荣臻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6年2月下旬，为了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包括聂荣臻在内的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始导弹和核武器的研究。1956年3月 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委托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领导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聂荣臻开始组织领导研制“两弹”的工作。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任务后，他反复考虑，认为首先要组建研究机构及组织科技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
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基地看望参试人员
经过一番来回地奔走呼吁，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解放军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对坐在台下的200多人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会上，聂荣臻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随后，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彭桓武、郭永怀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先后走进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行列。中国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1956年4月18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谋求苏联在国防新技术装备、实物样品、资料以及技术专家等方面给予技术援助。据聂力回忆：
1957 年9月7日，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由于国防新技术保密，因此代表团以此命名）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赴苏联谈判，我也一同前往。途中，父亲问钱学森：“造苏联的P2导弹，你有把握吗？”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父亲问。
钱学森想了一下，说：“不是有一句谚语‘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说完，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父亲又问钱学森：“如果没有外援，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无控制火箭，那如果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能否提前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来？”“也许不用5年。在元帅的领导下，大家干劲十足哟！”钱学森回答说。
聂荣臻一行到达苏联后，经过35天艰苦谈判，签订了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等诸方面援助中国。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这些承诺最后没有全部兑现，事实上中断了。
你们什么时候成功，我什么时候离开
1961 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主张把“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同志强调苏联援助没有了；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力量，很难造出“两弹”；花钱太多，主张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说什么“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两弹”下马，他把“两弹”看成是“命根子”——国家的“命根子”。那些日子，面对激烈的争论，聂荣臻不断找人谈话，研究调查的结果，更坚定了继续领导研制“两弹”的信心和决心。
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主席。报告说，争取3年至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都圈阅同意。
事情定下来后，聂荣臻仍然有点不踏实，他把当时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请来，请他们到有关单位调查研究。张爱萍等人都是坚决主张研制尖端武器的，张爱萍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经过深入的调研后，这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给聂荣臻以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报告说：“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两三年内，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这份文件一直在毛泽东手上存放到1962年12月27 日，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铅笔画下的一道道红色、蓝色的标记看，毛泽东对这件事是多么的关切和重视。
聂荣臻之所以坚持“两弹”的研制不能下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晚年回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时提到的“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二是相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对钱学森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聂力回忆，她曾经听父亲说过，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周总理曾嘱咐父亲：要好好对待钱学森。周总理说，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钱学森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聂荣臻一直记着周总理的这句话，从不敢怠慢，他对钱学森非常关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为钱学森考虑得很周到。聂荣臻要求五院的领导，工作上给钱学森提供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要积极采取严格措施。并规定，没有他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飞机。在业务技术上，聂荣臻极为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荣臻就打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由你来决定，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
自回国后，钱学森的住处始终未变，不知道有多少人劝他搬到新房子里住，他就是不肯。很久以后，钱学森对人说：“我住在这老房子里不愿搬家，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使我常常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你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的工作上来，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聂荣臻90岁生日的时候，钱学森在给聂荣臻的贺信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