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名为《空降钓鱼台》(台湾称钓鱼岛为钓鱼台)的小说在台湾引发巨大关注。小说中既有两岸为钓鱼岛与日本开战的虚构内容，也有一批台湾勇士准备空降钓鱼岛的史实。当年那次空降行动的组织者鲁国明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独家专访。面对记者的提问，鲁国明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再干一次。
前后买过三架飞机
环球时报：您能谈谈个人背景吗？
鲁国明：我1952年出生在台南，父亲是沈阳人，“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家乡，加入学生敢死队，后进入东北军，到了西安又回到学校念高中，后来加入了军统。
环球时报：您何时开始接触钓鱼岛问题？何时又有了买飞机空降的想法？
鲁国明：上世纪70年代，美国把钓鱼台的行政权交给日本，我对钓鱼台的了解是在大学一年级以后，当时保钓运动基本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都爆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1978年，我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读书，一直很关心钓鱼台的问题，希望它回到中国人的怀抱。
1996 年暑假，我在美国加州的硅谷工作，当时台北县(今新北市)议员金介寿发起用渔船攻上钓鱼台行动，很受媒体关注，我把当时所有的电视报道都录了下来。我当时自己做公司，经济条件还可以。1994年，台湾空军中校王仲年用一架单引擎飞机飞越太平洋，我特别去看他，两人成了好朋友。1996年9月18日，我下决心要做空降钓鱼台这件事，当时基本构想是用单引擎飞机从菲律宾或香港起飞，需要一位驾驶员和一位空降员，完成插旗登陆任务。当天晚上，我就给王仲年打了电话，一是问我的基本构想是否可行，二是如果可行，他愿不愿意飞这一趟。他在电话里当场答应。紧接着，我又与当过伞兵的朋友在电话里多次讨论空降可行性，主要是伞兵空飘时的速度、滞空时间、飞机空投和高度等。
环球时报：能讲讲买飞机的过程吗？
鲁国明：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最先我只是想租飞机，所以电汇王仲年2000块(美元，下同)，请他立即跑了一趟马尼拉。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租飞机的可能性不高，因为从菲律宾到钓鱼台的航程有七八百海里，必须对飞机进行改装，最后还要经过FAA(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检查，但人家是不可能让你改装的。后来王仲年问我是否有可能买飞机，还提出挑一队人到钓鱼台的构想，我当时吓了一跳，买汽车都有问题，还买飞机呢？
我那时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张重和，是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机长。张重和认为，买飞机不是不可能，由于当时网络不发达，他帮我找了很多卖飞机的期刊。我前后一共买过三次飞机，第一架是在加州圣荷西附近的一个小型机场买的，赛斯纳411运输机。我当时下了订金，把飞机拿去检查后，问题也不是很大，于是着手买保险，否则机场不让降落。但令我惊讶的是，我买不到保险，后来一个卖保险的人传真给我一份材料，我发觉“兹事体大”，因为这款飞机大概出厂300多架，8%出过事故。我和王仲年及张重和紧急商量，最后决定放弃这架飞机。那时我们已经找了跳伞员在美国受训，因为钱有限，他们在训练17天后回了台湾。
我一方面筹钱，一方面把需要的飞机条件全列出来，最后找到了一架QUEEN BEECH65。我跟老板讲，只要敢飞，能飞得起来，我就买下。试飞过程很惊险。我自己会开飞机，本来以为可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但上了飞机才发现连副驾驶座位都没有，我只能站在驾驶员旁边拽着一个铁柱，驾驶员穿着短裤就把飞机开起来了。可以说，飞机里高度计什么的都没有，只是引擎能动，不过我们当时的要求实在不高。后来我去看飞机，对方又说有了新想法，推荐了BEECH 18，并由专家在俄亥俄州找到一架。张重和也表示，这是很可靠的飞机。1997年2月，我改主意买下BEECH 18，后命名为“保钓精神号”，此前我们这个组织被确定为“前进钓鱼台执行委员会”，宗旨是非暴力，无任何政党或外界组织介入。2月25日，BEECH 18终于飞回加州，中途经历了12天的大风雪。
环球时报：买飞机的钱是如何筹到的？
鲁国明：我最初确实想抵押房子，后来跟好朋友合伙贷款也没成。我于是又找人借钱及捐款，最后筹到13万元，其中4万是借的，9万元是捐款。
台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退役成员参与其中
环球时报：飞行员和跳伞员又是怎么找到的呢？
鲁国明：飞行员就是王仲年，1994年他用单引擎飞机飞越太平洋前是台湾空军作战司令部的中校，但是很喜欢民间飞行活动。他在台湾请长假时，向长官说了实话，台湾空军很担心飞机掉下来，有损军誉，而且空军人员不准在岛外有这种活动，就让他自己决定，如果真的要飞，必须退役。王仲年为此下决心退役。
跳伞员都是在台湾招的，整个过程相当曲折。我最先想找台湾“神龙小组”，而且认识其中一人，辗转找到他后，他已经在美国念博士，表示没办法跳。我跟王仲年讨论后，最终决定找年轻、愿意学高空定点跳伞的人员，第一批共3人，包括王仲年空军官校的同学李卫华、退役海军少校彭进基，还有一名女士尹莉文，她曾是飞行俱乐部成员，当时大学刚毕业，也就二十二三岁。后来因为飞机保险问题，没买成飞机，三人暂时解散待命。1997年2月，第二批跳伞人员赴美训练，不过彭进基因为家庭反对退出，李卫华发生车祸，膝盖受伤，只剩下尹莉文。我们紧急找到张国灏和王光华，王光华曾在台湾海军陆战队服役，1996年在金介寿议员发起用渔船攻上钓鱼台行动中游泳上过岛。不久尹莉文和王光华在训练时受伤，其中王光华尾椎折断，痛苦程度一般人很难忍受，但他个性坚毅不拔，让我非常感佩。张国灏因为个人原因退出空降组，不再跳伞。在此期间，王仲年也在美国加州接受起落架后三点式飞机训练。
环球时报：空降计划中途有过变动吗？
鲁国明：我们改装了飞机，增加3个大小不一的油箱。最初计划是从美国飞往加拿大，再进入阿拉斯加，然后飞到俄罗斯，南下日本，到韩国济州岛，最后飞钓鱼台。但我们到俄罗斯大使馆申请签证时，对方说只有飞机落到俄罗斯领土上才可以申请，至于在俄罗斯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离开，他们说不知道。此外，在俄罗斯机场很容易找到喷气机的汽油，而我们的螺旋桨飞机用的汽油很难找到。所以这个计划取消了，改为从加州飞到夏威夷，再到马绍尔群岛，中间经过两个小岛，最后进入菲律宾，再飞钓鱼台，整个航程大约9000海里。
1997年8月6日，我们的飞机终于从加州奥克兰机场起飞，3名美国飞行员以分站接力的方式驾驶，当时所有装备都不能带，飞机上只准有油料，承载不了过多重量。空降组人员在台北也准备就绪。8 月19日，得知“保钓精神号”抵达马绍尔群岛后，我发出动员令，王仲年从台北出发，我和张国灏(负责空勤)携带所有人员装备、伞具和空投物品等前往菲律宾苏比克湾预备接机。尹莉文、王光华和李卫华准备5天后抵达菲律宾。但“保钓精神号”进入菲律宾前遇到三个台风，最后进入苏比克湾已经到了8月25日。王仲年立即与飞机越洋运送公司完成交接，把最大的油箱退下，所腾出的空间才能搭载人员与装备。我27日赶回台北，当时我除了负责救援外，还要负责报气象，策划在中正机场开记者会，负责和台湾军方取得联系。按照计划，我们的人员跳到钓鱼台后，一直得等到王仲年开着飞机落地台湾，台湾的人才会知道，所以我要马上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台湾海军派军舰，万一日本人知道了，可能发生冲突和逮捕，所以必须要援救他们。此外，我还负责申请由菲律宾苏比克湾飞往韩国济州岛的飞行落地许可，以便中途空降钓鱼台。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小状况。三名跳伞员本来都到了苏比克湾，但8月31日尹莉文给我打来电话，她选上了台北一个国小的代课老师，不想放弃进入教育界的机会，决定退出行动。所以最后实施空降行动时机上共有7个人，包括驾驶员王仲年，跳伞员王光华、李卫华，空勤张国灏，还有台湾《联合报》两名记者和环球电视的一名记者。
如果有机会，还会干
环球时报：行动最后实施过程如何？
鲁国明：“保钓精神号”9月2日凌晨5时50分左右出发。出发前，他们和我通电话，很快我又接到电话，说飞机出了故障，他们已经迫降。原来飞机爬升到 4000英尺高空时，左引擎因为此前经过长途飞行，突然着火，王仲年立即关掉左引擎，火熄灭。飞机掉头，在几乎满载的情况下，这是非常可怕的。王仲年后来跟我讲，飞机在进苏比克湾时，几乎是贴着水面。一进机场跑道，他马上放下起落架，瞬间强势的风阻使得起落架未来得及张开，飞机就机腹砰然着地，在整个跑道上火花四射地往前奔。好在运气不错，机场消防员已经在那里等待，飞机没有爆炸，所有人都活了下来。
环球时报：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鲁国明：当然非常失落了，我们这批人给自己很多期许，希望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最后天不遂人愿。不过至少大家还活着，如果发生爆炸，就是非常大的悲剧了。我和王仲年有一个基本共识，我们的财力很有限，没有任何政府支持，整个是秘密行动，最后大家能把这件事做完，相当不容易。王仲年的基本信念就是只要飞机能从俄亥俄州飞到加州，他就有信心能把飞机开到钓鱼台，万一发生任何事情，他也无怨无悔。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他的信念支撑，是不可能做下去的。
环球时报：参与空降行动的这些人目前状况如何？经常见面吗？
鲁国明：王仲年现在在台湾，前一段在大陆做跳伞风洞工作。尹莉文在台湾当老师，我和张国灏在美国。一名外国驾驶员已经过世，《联合报》的章姓摄影记者也过世了。我和王仲年上个月刚见面，其他人虽然没有见面，但每年9月2日我都会给他们打一个电话。
环球时报：即使行动成功，可能也会遭到日本破坏。您认为行动的意义在哪里？
鲁国明：如果这件事情能成功的话，一定非同小可。我们当时的预想是：台湾支持力量不会迅速到达钓鱼台，日本人可能先上岛把他们抓捕，而且一旦抓捕的话，不会立刻释放，除非有全世界中国人的压力，但是他们越不释放，对我们其实越有利。我们就是要引起大家对钓鱼台的注意。
环球时报：如果再给您一次选择的机会，您还会这么干吗？
鲁国明：如果有这个机会，有人愿意支持我们，我当然愿意做啊，而且我相信我们这批人绝大部分都愿意做。最近大陆政府在保钓这方面着力很多，非常令人鼓舞。我是希望两岸联合保钓的事情能够发生，但台湾因为国际政治现实，可能有心无力。另外，钓鱼台问题的起源还是美国，我认为大陆应该和美国谈日本所谓行政权到底什么时候到期，到期后主权什么时候可以交还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