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六·八”
1968年6月8日，深深地刻印在我的心中，永志不忘。那时在大学教书，星期六，是我回家的日子。一周来，我天天盼望回家。每个星期一，一到学校，我就开始在日历上，一天撕掉一页，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和桐斌见面了，万般情意涌上心头。桐斌一定也是翘首以待，盼望着我们六天一次的相聚。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地离开学校，两个多小时以后，我终于挤上了从永定门往南开的公共汽车，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们的家在35栋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一个客厅，一个长沙发背靠窗，面向门。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坐在沙发上。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见我了。
到了楼下，我快步往上走，满怀希望，“现在已是5点多了，也许桐斌已下班，在沙发上等我”,想到这里，我三步并两步地往上跑。当我登上三楼时，家门忽地打开，我家的保姆啜泣着对我说：
“姚所长……被人打死了……”
“什么？你说什么？”
我感到一阵眩晕，听不懂她的话，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
天哪！这不可能是真的！绝不可能！这只是一个可怕的梦魇。
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拉住了我哭成一团。她们扶着我进了客厅，一见桐斌，我便猛扑过去，只见他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桐斌的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面对着这令人心碎的景象，我终于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几天桐斌在家休息，每年5月他就患花粉过敏症，鼻涕眼泪的，不停地打喷嚏，还发烧，医生为他打了针，让他休息。
我向桐斌建议，到我们学校去避几天，那里离中医院近，不如去医院检查一下，也许中医对这种过敏症有治疗办法。但是，桐斌不同意，说是6月初有一个重要会议，只要能起床，他必须去参加。后来，桐斌还是带着好些条手帕，抱病去参加了会议。
6月8日早上，桐斌手提一热水瓶开水，骑着自行车，按时上班。一进办公室，他就开始擦桌子，扫地，泡上一杯茶，然后静下心来办公。
快12点时，桐斌收拾办公桌上的书籍文件，准备回家吃午饭。这天去办公楼上班的人不多，有两位七〇三所的工程师，见到桐斌，急忙打招呼：“姚所长，您还在‘抓革命、促生产’啦！外面都有人在武斗了，您还是等一等，先别回家。”
“谢谢你们的好意。上午我只批完了一个技术报告，吃完饭还得回来接着干。再说，武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现在七〇三所仍然保存着桐斌于1968年6月8日在技术报告上的批注，这是桐斌最后一次签写他的名字，竟成为他的绝笔。
一进家门，孩子们立即围过来，“爸爸回来啦！爸爸回来啦！”桐斌洗完手，亲了一下跟在后面三岁的小女儿，抱着她走进饭厅，还未坐稳，传来一阵粗暴的捶门声。
“开门！开门！”
咚咚咚！“到底开不开门？”
正当桐斌走到门边时，门已被钢管砸开，一伙人冲进来。
“请问，你们找谁？”
“妈的，找的就是你。干嘛磨磨蹭蹭不开门？”
接着一阵噼啪的耳光。
暴徒们骂骂咧咧地将桐斌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在楼门前，一个暴徒上前左右开弓又是两个耳光。这样还不解恨，眼镜，那副伴随桐斌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眼镜，在显微镜下，在熔炼炉前，就在一个多小时前，还用它阅读关于我国将要试制第一颗人造卫星文件的眼镜，被一把从桐斌脸上抓下，扔在地上，踩得粉碎。
在中国，往往将眼镜和知识分子连在一起。那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臭老九”,是“反动学术权威”.人们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不会做工，不如工人；不会种地，不如农民。因此，他们从心里厌恶蔑视知识分子，将憎恨发泄在眼镜上，发泄在桐斌、留过洋的博士身上。
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这些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罢休。
“站起来！装什么蒜？你又没死！”
这些没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们的“总部”.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后即倒在地上。头头们见状，就吩咐手下的人：
“把姚桐斌搞走，别让他死在我们这里！”
那几个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楼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几脚，还故意大声嚎叫：
“起来，别装死，自己滚回去，难道让我们抬你上去不成！”说完便扬长而去。
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楼找我家保姆。他们请求将桐斌送到医院抢救，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离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复是：
“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邻居只好把他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恢复知觉，于下午3时许停止呼吸，惨死在家中。
炼狱四日
这一夜，几个孩子和我挤在一张床上，她们哭着哭着睡着了，我又怎能入眠。漫漫的长夜，终于熬过去，朝霞从窗口射进，6月9日来临了。两位军代表，一高一矮，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几大桶冰块。他们将冰块放进浴缸，把桐斌的遗体从客厅里抬出来，放在上面，四周又堆放了许多冰块，然后将门窗紧闭，以保持浴室低温。
10号晚上10点半，军代表领着两个人直奔卫生间，他们是法医。
过了好长时间，他们才从卫生间出来，两位法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没说一个字，但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切同情。
矮个子军代表对我说：“快12点了，您去休息吧！明天还要送到海军医院进行解剖。”
“解剖？”我不解地问。
法医很温和地解释，在我家，他们只做了初步检查，只有在医院里做解剖，才能详细地检查。说完，他们四个人离去。
我独自坐在沙发上，思潮起伏，不能自已。
桐斌！你在世时，一直以工作为重，哪天有过空闲？现在你闲下来了，躺倒了，休息了，却是永远的休息，再也不能对我微笑，与我谈心，和我爱恋。
我们享有爱情和幸福，但却被魔掌残酷地夺走了！
忆以往我泪如泉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