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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产台湾间谍的悲剧人生：从被诱骗到被抛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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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7-1-4
来源：中青在线（来源：青年参考） |
台湾“军情局”为方便结算“抚慰金”，将在大陆服刑的间谍李俊敏宣布“死亡”(相关报道详见2006年12月8日本报23版)的事件刚刚披露不久，香港媒体再度爆料：十几名曾在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为台湾卖命、后因搜集情报入狱的港籍间谍，出狱后遭到台湾当局的无情抛弃，晚年生活十分凄惨，他们已准备集体向台湾当局索赔。
本报特约记者 贺军仓 于洋
台湾当局过河拆桥
滞港台谍要讨公道
据报道，半个多世纪以来，台湾当局针对大陆的间谍活动从未停止。多年前被台湾“军情局”宣布“死亡”的间谍李俊敏，日前“复活”返台。其家人召开记者会，痛斥台“军情局”对李不闻不问，对家人亦无照顾，要求赔偿，岛内社会为之轰动。这一事件也激发了香港一群晚年生活凄惨的台谍站出来讨公道。
这群港人曾因做台谍而失去了一切，如今却被台湾当局无情抛弃。他们在香港住公房、领救济，花着香港纳税人的钱，深感愧疚和不安。
据报道，这批鲜为人知的港人间谍，都曾在监狱里服刑10年以上，最年轻的现年58岁，最年长的82岁，其中，5人领救济，3人住公房，多人靠捡垃圾为生。他们打算组建“两岸关系受难同胞协会”，向台湾当局索赔。据说，71岁的姜建国已被推选为协会的会长。
据姜建国介绍，当年，他和港人台谍陈景圣(58岁)、周国(82岁)及刚刚获释返台的李俊敏是狱友，同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李俊敏获释后，姜建国等人一直想联系这位旧日的狱友，但李俊敏的家人表示“暂不宜联络”。李俊敏的现状令姜建国等人明白，不能单靠个人的力量争取应得的赔偿，于是在香港筹组协会，目前已联络了10多名港人台谍入会，并草拟了协会的章程。
据称，这些港人台谍获释回港后，大多已失去工作能力。他们也曾多次写信，向台湾当局陈述困难，姜建国和周国还曾致函台“总统府”，要求补偿坐牢期间的薪俸及养老终身俸等，但都石沉大海。
这两天，香港媒体持续关注此事，陆续披露了这些间谍从被骗到被抛弃的人生悲剧。
九个月台谍生涯
痛失三个最爱的女人
“为台湾出力，令我家破人亡、孤独终老，我真的好后悔。”陈景圣说。短短9个月的特务生涯，改变了他的一生，令他最爱的3个女人先后抱憾而逝，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
陈景圣出生于上海的大户家庭，有4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亲陈宣人是个出版商，曾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工作。20世纪40年代，陈景圣一家迁到重庆。陈景圣高中毕业后，到江苏常州市自行车厂任销售员。20世纪80年代到香港定居，在一家上海菜馆任煮面师傅。
当时，台湾当局在香港派有大批特务。陈景圣进港不久，就被身为国民党少将之子的同事陈启凯盯上，并很快被介绍给台“军情局”香港站中校特务“李先生”。陈景圣随后被委任为少尉，负责搜集情报。据称，陈景圣接受的特工技能培训很“粗糙”，他只认识简单的密码，随后便匆匆上阵。此后，“李先生”每月接见他一至两次，交给他一本“宋词小集”和密码本，让他根据密码在书中寻找任务。为此，陈景圣每月可获得1000元酬金及车马费。
陈景圣的大姐当时是上海某大学的英文系副教授，认识一些大陆外交系统的翻译人员，陈景圣遂于1981年4月及6月去上海探望大姐，想借机搜集大陆外交部人事升迁等方面的情报，但没有得手。他不甘心空手回港，便回到常州自行车厂，试图策反自己以前的上司。当年11月底，陈景圣到上海探望妻女时，被公安人员拘捕。陈景圣的妻子不能接受丈夫是“台湾特务”的事实，加上亲友舆论的压力，于同年12月抛下年仅3岁的女儿，服毒自杀。1982年6月，陈景圣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控在香港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接受派遣任务，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此后，陈景圣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由于陈景圣在狱中表现很好，获得了减刑，于1993年11月26日出狱。他出狱后才知道母亲在1984年便已病逝。姐姐告诉他：“妈妈是伤心过度、吐血而死的。”陈景圣得知母亲含恨九泉，不禁放声大哭。
1994年初，陈景圣返回香港。两年后，他的女儿来港定居，父女俩一起生活，但女儿一直认为是父亲害死了母亲，故从没叫过陈景圣一声“爸爸”。后来，女儿患上了血癌，在医院即将离世时，25岁的她才在电话里叫了陈景圣一声“爸爸”。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只表示“既往不溯”。陈景圣回香港后又写信给“军情局”，但没有回音。
威逼利诱误上“贼船”
老来没钱给妻子治病
此次出任“两岸关系受难同胞协会”会长的姜建国，是台湾“军情局”威逼利诱下的又一个悲剧人物。
据报道，姜建国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曾在大陆行医。1981年携妻女赴香港发展，在一家企业任贸易部经理。1985年5月，姜建国从大陆购买蚕丝运到台湾，被台当局扣押、充公。姜建国亲自赴台交涉，接待他的竟是台湾“军情局”的特务，他们一面威胁他，说他涉嫌“通共”，一面给他许下种种诺言。姜建国就这样被“军情局”招募。
1985年，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在台北接受特工训练，此后返回香港执行间谍任务。台“军情局”定期将月薪960美元存入姜建国在台湾的私人账户。1986年，姜建国以投资为名潜入上海，窃取了上海某港口的建造计划，将流水量、水深、仓库位置等详细数据，交给了台湾“军情局”，因此获得奖金4000美元。同年，姜建国潜入大连，多次试图以游客的身份接近某军港，在用微型相机拍摄军港时，被埋伏已久的公安当场抓获。1988年，姜建国被判刑15年。后因在狱中表现不错，获得了减刑，于2001年8月出狱。
据说，姜建国入狱时，在香港已有妻女，还在上海与一刘姓女子同居。姜建国获释回港后，妻女已不知去向，住所也被卖掉。姜建国到台当局驻港机构求助，对方让他自谋出路。
此后，姜建国只能在香港靠救济金勉强维持生活。他坚持打散工，每次找到工作时，他都会主动通知香港政府停发救济金。他还到附近的超市里捡纸皮，每天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姜建国对媒体说：“我落到这般田地，香港政府和纳税人没有必要养我。台湾有义务照顾和赔偿我！”前不久，他在上海的妻子去香港看他，因盲肠炎入院，由于无钱付手术费，止痛后便匆匆出院，至今仍拖欠医院3000多元医药费。
为台湾入狱四十年
八旬老汉靠捡破烂过活
在这些港人台谍中，周国的晚年生活算是最凄惨的一个。
据报道，周国1924年出生于上海，有14个兄弟姐妹，父亲是上海的盐商，母亲是家庭主妇。1948年，周加入国民党，大陆解放以后，他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后来又申请到缅甸加入“反共救国军”，但没有被接纳。返回台湾后，他被“国安局”看中，招募为特工，先后3次接受特工训练。
1957年，周来到香港，当年12月赴上海搜集情报，被大陆安全部门发现。周感到情况不妙，立刻坐火车从上海到深圳，试图返回香港，结果在路上被公安人员拘捕。1959年3月，周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65年，他被送到青海省西宁市的一个劳改支队接受劳动改造，因在狱中串联囚犯组织“中华复兴社”，并计划越狱，被送到青海省化隆监狱。
1982年，周刑满出狱，翌年12月获准返港。由于他持有台湾的身份证件，而且是中校军衔，获补发120多万元新台币的薪俸。1987年2月，周再次潜入广州活动时被抓，因“特务罪”被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5年。2001年，他出狱回港，向台湾当局陈情，要求恢复中校军衔，并领取终身俸，但一直没有人理会。后来，他把那120万元存入银行，靠收取利息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目前，周仍住在香港的公房里。房子非常小，每天他都外出捡垃圾，一日三餐都用西红柿汤泡馒头对付。这对于一个为台湾当局坐了40年牢的82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其中的辛酸常人难以想像。
参考资料
提篮桥监狱关了不少台谍
无论是前不久的李俊敏事件，还是这次的港人台谍控诉台湾当局事件，在报道这些事件时，媒体都提到了同一个地方：上海提篮桥监狱。
据上海市地方志网站介绍，提篮桥监狱是由10余幢楼房组成的建筑群，始建于1901年，1903年5月正式启用，后经陆续扩建、改建，到1935年才形成如今的规模。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这座监狱号称“远东第一监狱”。20世纪末，该监狱的一幢6层高的十字监楼，被改造成上海监狱陈列馆，并于1999年12月29日正式开馆。
据报道，上世纪80年代，提篮桥监狱关押了不少重刑犯。监狱分为多个监区，囚犯分别被编在大队、中队内。其中，台湾间谍被编在三大队四中队，即“反革命中队”。与普通囚犯相比，反革命罪犯的待遇没有太大差别，但看守较严密，放风的范围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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