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通常重视用数字说话。没有数据的讨论，在日本人听起来往往是缺乏学习和没水平的表现，很难听得进去。但是，日本人有时也容易轻信一些似是而非的数字。

　　日本军方常拿“军费透明”说事

　　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以“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为主题的中日安全问题研讨会，日方参加

　　会议的是“日本中国政治经济恳谈会”的代表，都是中将以上的日本自卫队陆海空退役高级将领。团长则是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会议议长(即参联会主席)、上将藤绳祐尔。会上，日方就提出，中国军费也许并非公开发表的那些数字，还有一些相关数字没有统计进去，有“不透明”的部分，令日本担心。

　　这种观点并不新颖。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曾鼓吹“中国威胁论”，日本每年的《防卫白皮书》关注中国军力，其主要“根据”都是中国连续17年军费增长为双位数，加之中国军费不透明。日美“2+2”联合声明也把敦促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作为共同战略目标。

　　但是，用所谓的“军费透明度”来衡量威胁，将存在很大的误区，搞得不好容易形成战略误判，甚至造成本不存在的敌对关系。

　　日本基本上没有专门的军工企业，防卫厅主要是通过招标向民间公司订购军火，这些企业就需要一些退役将官来建立人脉和业务关系。然而，这些公司的军品产值和资本金等均未列入日本的军费。会上，我请在座的各位日本高级退役将领，看一下自己现在的头衔，他们分别担任富士通公司、神户制钢、五十铃汽车公司、三菱电机公司等日本各大公司的顾问。我当场问道，如果中国认为这些涉及军工订货的公司资产不透明，应该算入日本的防卫费，否则就是缺乏透明度，就是对中国的威胁，日方能同意吗？如果不能同意，我们就都应按两国政府公布的相关数字，就中日两国的军费增长情况做一比较，然后再做结论，看看威胁是否存在，这样是否更客观、更公允呢？

　　不用仅仅看那些表面数字

　　根据中日两国政府从1952年到2003统计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基本事实：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按本国货币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171.9倍；日本增加了78.5倍。而同一时期，中国军费增加了32倍，日本军费增加了46.4倍，中国军费增长幅度比日本军费增长幅度落后45%，而且大大落后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幅度。

　　二、中国1985年至2004年20年间年均军费增长13.4%；日本1961年到1980年20年间年均军费增长14%，都曾经是双位数增长。如果按麻生外相的数据标准来界定威胁，日本给邻国造成的威胁难道不是更大吗？

　　其实，统计分析表明，中日两国军费增长有共同规律：第一，军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成正比发展的，经济增长较快时，军费增长也会较快，否则便相反。中国近1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军费相应增长不足为奇。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同样出现过类似情况。20世纪90年代日本军费增速放慢，主要是由于经济增速下降所致。

　　第二，通货膨胀与军费增长有直接关系，而且其影响有时大于经济增长。例如，日本1974年经济增长为负增长1.2%，而军费则增长28.5%，这是由于当年日本遇到石油危机，通货膨胀率达27.5%的缘故；同样，1994年中国经济增长12.6%，而军费则增长29.3%，这是由于从前一年，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物价放开后居民消费价格当年上涨25%造成的。这些都只是“数字的游戏”，并不意味着中日两国军事战略意图发生变化，会彼此造成威胁。但是，如果只看表面数字，而不理解数字背后的真正含义和其他因素，便可能做出战略误判，甚至会误导舆论和公众。

　　日本军费有多高

　　另外，日方还要看到，中国军费占本国经济总量(GDP)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在大幅下降，目前中日两国大体处于同等水平。比如，日本军费占GDP的比重1953年为2.2%，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后的1973年降到0.8%，2003年约为1%；中国军费占GDP的比重1953年为9.1%，1973年降到5.3%，2003年又降为1.6%。再比如，日本军费占本国财政支出的比重1953年为15.4%， 1973年降到6.4%，2003年约为6%；中国军费占本国财政支出的比重1953年为34.2%，1973年降到18%，2003年已降为7.7%。如果考虑到日美同盟的因素，中国军费与日本相比决不算高。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1973年时日本没有说中国是威胁，而现在却说中国是威胁？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误判。

　　针对上述观点，日本退役高级将领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只是强调日本防卫白皮书从来没有把中国说成威胁。坦率地讲，日本一些人之所以产生“中国威胁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的威胁消失后，他们主张把防卫战略重点转向台海和东海，从而增大了同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的恐惧感而已。对于中国军费的自然增长，也纯属于疑神疑鬼，自寻烦恼。从这些分析看，日本对中国的军费存在着严重的战略误判，而所谓的“军费数字问题”不过是某些人为散布“中国威胁论”寻找的借口而已。(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