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漫步太空梦想成真，中国载人航天实现新的跨越。而托举神舟七号创造辉煌的，正是全国大协作所产生的伟大力量。

　　难以想象的庞大工程

　　从神七点火的那一瞬间开始，东到青岛西到喀什，从漂泊在三大洋上的５艘远望号测量船到异国的地面测控站，成百上千的雷达和各种跟踪测量装备几乎同时启动，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把一道道数据由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酒泉、西安……

　　其实，更多的人，早在神七飞天之前就已经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中国航天员中心舱外航天服研究室的专家们，从２００４年起就着手研制舱外航天服。

　　运载火箭系统的科研人员在神六任务结束后，没休息几天，便投入到新一枚运载火箭的设计研制中。截至神七飞天时，他们已经连续奋战１０００多天。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的一批专家，两年前开始参与神七飞船的单机研制。年轻小伙儿陈立，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毕业生，现在都已经成长为部门骨干了。

　　在这项时间跨度大、涵盖范围广、涉及人员多的系统工程里，据统计，全国共有１１０多个研究院所、３０００多个协作单位、数十万工作人员投入了相关研制建设。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里，无论哪个岗位的哪个人，终其一生也只能做其中的一小部分事情。”飞船系统总设计师张柏楠曾深有感触地说。

　　“一加一大于二”的协作模式

　　“我们在确保完成各自任务的前提下，还必须清楚同伴的任务，每个人都要具备承担其他岗位工作的能力。一次训练如果非常顺利，我们3个人会互相点个头，说句‘ＯＫ’。”神七航天员景海鹏说。

　　翟志刚能够顺利完成出舱活动，与两名同伴的协助和努力是分不开的。而３名航天员之间的密切配合，折射的是整个载人航天系统的协作精神。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是迄今为止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工程。工程包括７大系统，下面又涵盖数十个分系统以及上百个子系统，涉及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化工、生物等众多领域。而系统之外的协作或配套单位，更是多得无法计数。各大系统、各研制单位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如果没有团结协作的意识，如此庞大的工程根本无法运转。

　　“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系统之间能否很好地合作，是整个工程成败的关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负责人说。

　　能够直观反映出系统间协调关系的，就是那无数张的“接口数据单”。以应用系统为例，１５个分系统，每个分系统要填８张，每张的大项目多的有２０多项。一个机械接口，需要填写的包括产品名称、代号、外形、尺寸、重量、执行位置、转动惯量、表面平度、表面状态等。

　　不同地区和行业间的协调同样重要。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连接器、上海的推进器、四川的元器件……一声令下，前一天还在工厂的设备，第二天就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的总装车间。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说，与日本、印度以及欧洲数国相比，我国的工业基础、元器件、原材料水平，甚至单项技术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通过航天系统工程的综合集成，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也是我国航天的一个鲜明特色。

　　神七飞天，再次印证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协作模式的成功。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神七的成功不光是中国科学技术的成功，也意味着中国在组织、管理、统筹等制度的设计与建设的成功。把航天事业放大，可以让人对中国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民族精神在大协作中升华

　　神舟，之所以成为我国飞船的名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的谐音“神州”，象征着飞船的研制需要全国人民的支持。

　　神舟的背后，是无数单位和个人默默无闻的付出和劳动。从神舟一号至今，他们的名字几乎不为人知。

　　为了确保飞船在天气不好的情况下也能够安全降落，副着陆场的工作人员用主着陆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反复演练。神七副着陆场副指挥长刘涛说：“从神六起我们就严阵以待，进行了多次演练，但我们中许多人从没见过航天员，很多技术骨干一次也没摸过返回舱。”

　　为了生产神七飞船上一种只有米粒大小的零件，济南某半导体厂的几十名职工，３年来每天至少要在显微镜前坐上七八个小时，直到看得眼睛生疼，有的４０岁出头就花了眼。

　　专门用于神舟的某些设备用量很小，有的企业就单独开辟出一条生产线；为了维护一个价值几千元的元器件，有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来回往返于酒泉和工厂之间……

　　“搞航天就要全国一盘棋，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２００３年神五成功上天时，我国着名航天专家梁思礼曾说，“没有全国大协作，就没有航天事业的今天。”

　　如今，这句话再次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