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第30个年头，很多中国人腰包鼓了，内心却空虚了。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理念。“文化”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被很多人视为“文化体制改革和精神衣钵回归”的风向标。

　　对于手拿iphone4随时都能享受“信息盛宴”的人而言，可能很难想象，目前我国很多农村居民的阅读条件还停留在30年前，读书、读报这些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在那儿依然难以保障。传统农家书屋的普及，在边远贫困农村面临举步维艰的境遇。

　　杜威是湖南省一个行政村的村支部书记，他们那的农家书屋就设在他家中。5年前，农家书屋已经“落户”，为了便于农户阅读，他特意把家里最敞亮的客厅腾出来专门做阅读室。然而他发现来他家里借阅的农户少之又少。5年时间过去了，放在书架上的还是最初那些“原始股”，报纸、杂志还是5年前的“存货”。书本上那一层厚厚的尘埃，似乎在提醒人们它们已经被“冷落”太久。

　　这就是传统农家书屋“落地”中国农村最现实的写照。“听说现在国家在推广‘数字农家书屋’，农户能用家里的电视看书读报，和城里人一样看大片。真希望‘数字农家书屋’能早点进我们村。”杜威告诉记者。

　　如今，农家数字书屋已经在陕西、湖北、福建、宁夏、云南等地变成现实。据航天数字传媒公司集团项目部介绍，去年他们已经完成了5000多个行政村的布点工作，并计划在今年完成3～5个行政村的布点工作，力争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受益。

　　“一台电视、一个卫星高清播放机、一幅天线，就能让受众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生活。”该公司集团项目部副总经理柴佳林告诉记者，利用卫星传输技术，能够解决数据传播同步问题，同时农村朋友也能在家利用电视手段“因地制宜”地看到自己喜欢的报刊和视频节目，有利于弥合城镇与农村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

　　柴佳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户农家书屋的前期投入是2000元，随后一年的维护费用是1000元。按照一个行政村100户居民来计算，抛开先期的设备费用不算，一户每年只需支付10元钱，就能看到同步的报刊、视频，与传统农家书屋比，数字农家书屋的高性价比，毋庸置疑。

　　鉴于数字农家书屋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中国卫通公司等领导指示，航天数字传媒公司把该项目定位为“公益项目”，用“低利润甚至是零利润”来扶持该项目，真正为“新农村建设”做点实事。

　　去年，数字农家书屋顺利落户云南，将试点地区选在瑞丽市。沿着滇缅线实地调研了当地农户贫瘠的文化生活后，航天数字传媒公司上下更是深感责任重大。

　　在很多少数民族聚集的边远山区，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几乎为零。文化纽带在这里完全缺失。处于“桥头堡”地带的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就是这样一个边境城市，这里风光秀丽，民风淳朴。然而由于远离文化中心，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容易产生文化迷茫，也比其他人更需要先进的文化生活来滋养和凝聚。

　　自2009年数字农家书屋项目全面启动以来，尽管已在众多农村“落地生根”，但其发展进度和推进速度依然不如人意。

　　  一方面是广大农户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渴望和期待，另一方面是项目实施团队对数字农家书屋推广的信心与责任，表面来看，一切似乎可以实现“无缝对接”的数字农家书屋，为何会遭遇“现实瓶颈”？

　　原来，尽管数字农家书屋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大力支持的项目，而该项目本身也是一项带有公益色彩的行为，但在和地方政府接洽的过程中，它又很容易被看成是一个公司的“商业行为”，因此需要项目团队进行反复沟通、协调。而以目前有限的团队力量，这样的工作模式显然难以收到“遍地开花”的结果。

　　一项承载了民族责任、惠及8亿农民的项目，仅靠一支10多人的团队一个行政村接一个行政村地去“占领”，显然不太现实。

　　正如航天数字传媒公司总经理郑铸东所言：“我们希望全社会像支持‘希望工程’、‘母亲水窖’这些公益事业一样，来看待数字农家书屋的推广，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为农户文化生活的丰富尽一份力。从细微来说，是为了让他们有报刊可读、有电影可看；从长远来看，是为了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更加坚实。而从这点来看，数字农家书屋的推广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希望在全社会的支持下，航天数字传媒推广的数字农家书屋能够走得更远。”（黄希）